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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八五论吴越文化（第1页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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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八五）论吴越文化

论吴越古代文化，求之传记，可征者甚少，必发掘之业益盛，乃能明之，今仅能言其崖略而已。盖民之资生，莫急于衣食居处。居寒地者多食鸟兽之肉，居热地者多食草木之实。中国古代，二者兼有，究以食草木之实者为多。耕稼之业，实自兹而起。皮服与卉服并行，卉服亦必较盛，故农夫皆黄衣黄冠，绩麻盖由此发明。蚕桑古称盛于北，其原起亦必在南。以《易》言黄帝、尧、舜垂衣裳，其时固犹在东南，未迁西北也。南方巢居，北方穴居，而言宫室者必曰上栋下宇，不闻以陶复陶穴自居，则亦以南方之居高明，革北方之处卑闇也。更进言之，生计之舒，必藉通功易事。《史记》谓自大皞以来，则有钱矣，固臆说不足据；《说文·贝部》，云“古者货贝而宝龟，周而有泉，至秦废贝行钱”，说较可信。泉币至周始有，则殷以前皆用贝矣。此实隆古民族起自海滨之铁证也。《说苑》云：“子路鼓瑟，有北鄙之声。孔子曰：先王之制音也，奏中声，为中节，流入于南，不归于北。”《修文》。礼乐为化民之具，二者相为表里，乐主南则礼可知。《楚辞·天问》一篇，备摄宗教哲学之义，先秦诸子言宇宙论者，曾莫能加。是则道德学术，亦皆原于南也。

古代文化，盖初植于扬州，西渐于荆、梁，而大盛于徐、兖。何以言？古言出治，必始人皇。人皇者，遂人也。天皇、地皇，乃后来附会之说，余别有考。遂人始知用火，实进化之大原也。《春秋纬》言遂人出旸谷，分九河，绝无他证，恐据万物始于东方之义臆言之，“九河”并恐系“九州”之误。继遂人者伏羲，其后有任、宿、须句、颛臾；继伏羲者神农，即大庭，鲁有大庭氏之库，则地皆确实可征矣。《礼运》言后圣有作，修火之利，范金合土；《御览·皇王部》引《古史考》，谓遂人钻燧出火，教人熟食，铸金作刃；观后来冶铸之业，南盛于北，则遂人当在扬州。抑古代帝王，功德在民，有实迹可指者，遂人而外，莫如有巢。《韩子·五蠹》，即以二者并言。《庄子·盗跖》，无遂人之名，所谓“知生之民”，即指遂人也。有巢氏地亦无考。《遁甲开山图》谓在琅邪，然此书全不足信。巢居必依茂林，疑亦当在扬州矣。然则华族初兴，实在江海之会，羲、农乃其分枝北出者耳。此北出之枝派，文明反盛于其故乡，则以古代徐、兖，下隰宜农之故。夫下隰之地，非修沟洫无以事耕耘；而苟事耕耘，亦不虑其无刈获。水功勤则人治修，刈获丰则资生厚，而文明大启矣。此隆古开化之情形，可以追想者也。

黄帝崛兴，实为史事一大变。黄帝诛蚩尤于涿鹿，而身仍处于涿鹿之阿。涿鹿所在，旧说有三：一上谷，二涿郡，三彭城也。余初信涿郡之说，以史言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，又其战也，教熊羆貔貅貙虎，类于游牧人之为。阪泉、涿鹿之战，实河北游牧之族，扰河南耕稼之民也。由今思之，殊不其然。迁徙往来无常处，特言其武功之盛，非谓其为行国；不然，何又曰邑于涿鹿之阿乎？教熊羆貔貅貙虎，正足征其尚在南方。《孟子》言尧时水患曰：“兽蹄鸟迹之道，交于中国。”《滕文公》上。其言纣之罪状曰：“园囿汙池，沛泽多而禽兽至。”计周公之功曰：“驱虎豹犀象而远之。”《滕文公》下。而《周书·世俘》，言武王狩禽，猫虎熊羆，多至千百。则自商奄至江南仍为禽兽逼人之地，盖水患甚而农业荒也。洪水之患，为古代文明自东南转入西北之一大关键。其事似始于炎、黄之际。《管子》言黄帝之王，烧山林，破增薮，焚沛泽，正与《孟子》言“益烈山泽而焚之”同。《滕文公》上。《周书》言阪泉氏徙居独鹿。《史记集解》。阪泉者，神农之末世；独鹿即涿鹿，盖蚩尤之居，其地实在彭城。蚩尤既灭，则黄帝居之，而使其子弟分治神农氏故地。

史言青阳降居江水，昌意降居若水，是也。江水、若水，后人以今四川之长江、雅砻江释之，此实大误。《汤诰》曰：“东为江，北为济，西为河，南为淮。”《史记·殷本纪》引。则古以江在东方，青阳之所居可知。《吕览·古乐》言颛顼生自若水，实处空桑。空桑者，《左氏》昭公二十九年，蔡墨言少昊氏有四叔，世不失职，遂济穷桑；定公四年，祝鮀谓伯禽封于少皞之虚；则杜《注》谓穷桑地在鲁北者，不误。王箓友云：“盖本作。若字盖亦作，即之重文；加口者，如楍字之象根形。”《释例》。此说甚精。古谓日出榑桑，若水盖亦桑水之误，其当在东方不疑也。然则蜀山即涿鹿之山，昌意盖取蚩尤氏女，故《大荒北经》《风俗通义》，咸以颛顼为黎苗之先。然昌意虽与蜀山昏媾，而姬、姜二姓之争，则仍未已。传记言颛顼共工之争则是。《祭法》曰：“共工氏之霸九州也，其子曰后土，能平九州。”《管子》曰：“共工氏之王，水处十之七，陆处十之三，乘天势以隘制天下”，《揆度》。则共工在当时，实为姜姓一强国。《淮南》言“共工振滔洪水，以薄空桑”，其所争者，正神农氏故地也。自颛顼至尧，绵历年岁，卒见流于幽州。盖姜姓丧败之余，终不敌姬姓方张之焰。然姬姓虽克定共工，而兖州之地，卒亦不可复处。传记言禹之治水，时愈晚则愈侈。遂至谓江、淮、河、济，罔不施功，实则非是。禹之自言曰：“予决九川，距四海，浚畎澮距川。”《皋陶谟》。九者数之究，九川特言其多。四海者，中国之外。中国无定境，则四海亦无定在。浚畎澮距川，则孔子所谓尽力乎沟洫者也。后土与禹，治水不可谓不力，然终不能澹沉灾。华族之居兖州者，乃稍稍西北徙。尧都究在何处，今难质言，舜之传说甚多，孟子谓为东夷之人，实最可信。舜在东，则尧不得在西。后世谓尧都晋阳，或谓都平阳，盖以叔虞封于河汾，因唐之旧云尔；此或尧之后裔，必非尧身处于是也。武王谓有夏之居，自洛汭延于伊汭，则西迁之业，实至禹而告成；华族文化，自此寖盛于西北矣。然徐、兖之间，遗徽未沫，故夏甫衰而殷又自东方起。汤居亳，亳之所在，异说纷如，王静安谓即《左氏》庄公十一年公子御说奔亳之亳，最为近之。盖古事传于后者，率经春秋战国时人之手，必据其时之地名，以述古事也。仲丁迁于隞，或曰在河北，或曰敖仓，未知孰是，要在亳西北；河亶甲居相；祖乙迁邢；盘庚渡河南，复成汤之故居；武乙复徙河北；盖始终向西北进。而东南之地，据前所引《周书》《孟子》，仍为旷废之区，盖水患后迄未能兴复也。周初之奄，中叶之徐偃王，虽声势甚张，卒不能与周敌，盖以此。然齐、楚未兴以前，徐、兖之地，固东南之名区，而西北之劲敌也。当兹雍、豫、徐、兖，纷变化之时，华族之留居荆、扬者，以火耕水耨，渔猎山伐，饮食还给，不忧冻饿，稍流于些窳偷生，治化遂落后，转藉北迁之族，南归为之反哺焉。楚自荆山开拓至郢，泰伯、无余之后人于吴则是也。文化之传播岂不异哉！职是故，南方所传古史，实仍与北方无异。读《离骚》《天问》及伍子胥谏夫差之辞可知。舜生姚上，为后世之上虞；耕历山在余姚；渔雷泽在具区；避尧子在百官桥；大禹陵在山阴；巫咸冢在常熟；泰伯城在无锡；皆是物也。谓夏、殷、周之后，有播迁至是者，而其史迹随之以传则可；谓其人本居是，事即在是，则实不可。故谓吴、越古代文化，传记可考者甚少也。然则遂无可考乎？曰：是亦不然。盖无可考者，其氏族部落若国家之行事；而有可考者，则其民间开化之迹也。且如冶铸之技，械器之所由利，耕作之所资，亦战斗之所赖也。蚩尤尸作兵之名，固非黄帝之族弦木为弧、剡木为矢者所能逮，其遗迹之在南方者，则如《水经·渐江水注》曰：“石帆山西连会稽，东带若邪溪，《吴越春秋》所谓欧冶涸以成五剑。溪水下注太湖，湖水自东亦注江通海，其东有铜牛山。”又如《资水注》，谓益阳有井数百口，皆古人采金沙处。可见南方坑冶夙兴。此并非蚩尤之所教，必其民族久闲于是，蚩尤乃因以作兵也。《渐江水注》又谓秦望山南有樵岘，岘里有大城，越王无余之旧都。此未必然，然古代南方，久有都邑，则可知矣。《庐江水注》言西天子障，犹有宫殿故基，可想见障名所由得。《述异记》言庐山上有康王谷，颠有一城，号为钊城，传云周康王之城。城中每得古器大鼎弓弩之属。傅诸康王非是，然亦必古代南方名国，声明名物颇盛者也。此等皆并国名而不传，无论系世行事矣。南方史迹之难知，实由简策之传太少。然南方固非无文字。《庐江水注》言：“庐山之南，有上霄石。上霄之南，又有大禹刻石。”此实南方古国铭刻，正如登封、泰岱之有刻石。将来此等物发见较多，必可补史籍之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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